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政治经济形势急剧动荡和变革，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对于关系到国计民生、经济运行血脉的能源行业来说，随着国内外发展环境的变化，未来5年我国能源行业发展将进入一个“五期叠加期”。对此，须着力提升我国能源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以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我国能源发展将进入“五期叠加期”
（1）需求中低速增长期
能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和动力，能源消费量与宏观经济发展呈正比关系，尤其是像我国这样正处于工业化阶段、体量巨大的国家，经济的高速发展带动了能源需求快速增加。2001年至2021年，我国经济年均增长11.2%，一次能源消费量年均增长6.3%。未来5年，无论是从外部环境还是内部微观基础、市场预期、增长动力、政策空间等来分析判断，我国经济运行和发展的条件将发生巨大变化，面临的挑战更为严峻：一是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新变化，产生外溢效应，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加剧。二是国内劳动力数量减少和人口发生结构性变化，人口结构从“轻负担型”转为“重负担型”，人口红利减弱。三是国内生产生活成本提升，减弱了我国之前的成本优势，继续靠低成本劳动力大量生产中低档产品并大量出口的增长方式不可持续。四是随着人均收入水平提升，人民诉求日益多元多样，资源配置要兼顾各方需求，用于支撑经济增长的资源虽然比例仍然较高但权重在下降，改革带来的经济增长动能有所降低。在此条件下，我国经济将继续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增速可能将进入中高速甚至中低速发展阶段，能源需求增速也将低于以往，进入中低速增长期。
（2）外部不确定性增加期
首先，外部环境友好性降低。俄乌冲突后，世界正面临冷战结束以来前所未有之大动荡，欧洲正在发生的政治、军事危机加速了世界地缘政治版图变革，深刻影响着全球能源供需与贸易格局。近30年相对稳定的国际贸易规则正在受到持续的侵蚀，全球能源供应稳定性和有序性面临新挑战，全球能源生产和供应链多环节受阻，国际能源合作开展难度增加，能源发展的外部环境友好性逐步降低，不确定性骤增。
其次，能源进一步武器化。大国竞争背景下，民族主义和“逆全球化”流行，“阵营化、集团化”对抗苗头涌现，地缘政治事件日趋激烈，包括能源在内的众多产品或将更多地被政治化、武器化，能源正成为左右地缘政治走向的利器。例如，俄乌冲突后，无论是美国、欧盟和七国集团等能源消费及进口国，还是俄罗斯这样的能源出口国，均将能源作为制裁或反制裁的重要领域及手段。这是自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中的“石油武器”后，能源武器在21世纪再次成为国际外交舞台的政策选项和重要手段，展现了威力及战略意义，预计未来能源武器在整个世界格局演变过程中还将扮演重要角色。
再次，极端天气影响加大。全球气候危机加剧，叠加自然环境加速恶化，导致洪涝、干旱、暴雪、海啸、地震、台风等极端恶劣天气频发，极易造成能源进口、能源市场波动，对能源行业的稳定有序运行造成重要影响。虽然未来极端天气事件的强度、时间点和位置不可预测——这类事件对于能源的潜在具体影响一直难以量化，但可以肯定的是极端天气所带来的影响将增大。
（3）能源安全凸显期
在能源发展过程中，能源的经济性、安全性、环保性三者存在一定冲突，很难同时兼顾，需要在不同阶段、不同形势下进行排序和取舍。乌克兰危机爆发以前，全球能源市场相对平稳，欧盟与俄罗斯也形成了长期稳定的能源供需格局。发达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大多将发展重心放在推动能源低碳转型、应对气候变化上，把加快新能源发展、早日实现能源转型视为保障能源安全、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根本途径。随着俄乌冲突的爆发，美欧对俄罗斯的制裁以及俄罗斯的反制措施，导致全球能源市场失衡，主要国家对化石能源供应安全的关注再次超越对气候变化长远影响的担心。许多欧洲国家能源政策从“气候安全”转向“能源安全”，纷纷采取措施维护能源安全：减少天然气和电力需求，对天然气价格设置上限，降低能源价格；延缓化石能源机组退出，推动能源多元化供应，增强能源韧性和自主权；完善基础设施，促进成员国协调合作，加强能源安全和应急准备；将能源企业国有化，等等。我国作为能源消费大国和最大能源进口国，油气对外依存度高，境外能源来源单一，潜在供应风险较大，输运通道安全缺乏保障。未来5年，随着能源转型加速、石油美元体系遭遇挑战、信息技术与能源体系深度融合，不仅存在传统能源供给安全风险和能源价格风险，还存在新的风险点，例如新能源技术“卡脖子”、能源结算体系受控等，这些新型能源安全风险更隐蔽，也更难防范。面对内外风险叠加和新旧风险交织的复杂形势，能源安全的重要性更加凸显。
（4）低碳转型关键期
自“双碳”目标提出后，我国出台了一系列顶层设计政策文件，对低碳转型发展提出了具体要求。能源领域是实现“双碳”目标的主战场和关键领域。在我国的碳达峰、碳中和4个主要指标中，与能源直接相关的就有3个，分别是：2030年单位GDP碳排放强度较2005年下降65%以上、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5%左右，以及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达到12亿千瓦以上。
能源领域能否实现上述目标，未来5年至关重要。一方面，碳达峰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前提和基础，未来5年是能源领域碳达峰的关键期、窗口期。而能源领域碳排放量与传统化石能源消费量密切相关，尤其是煤炭领域碳排放。国务院印发的《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提出“十四五”严格合理控制煤炭消费增长，“十五五”时期逐步减少，以实现煤炭达峰目标。但在全球疫情和能源危机两大外部冲击下，我国经济结构轻化放缓，经济发展对能源消费依赖度不降反增，2022年我国煤炭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出现近十年来的首次回升，煤炭煤电产能核准重新提速，导致煤炭达峰不确定性和难度增加。因此，未来5年如果要坚持低碳转型，保证煤炭适期达峰，必须出台更强的政策支持，才有可能实现。另一方面，为适应非化石能源大规模、高比例开发利用，加速能源结构向绿色低碳转型，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深入推进能源革命，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相比于当前能源体系，新型能源体系关键在于两个“新”：一是新能源，即以风电、光伏为主的新能源在能源体系中将越来越重要。二是新运行体系，即建立以风、光、储为友好电源的新型电力系统，同时构建新型电网运行体系，包括新电网技术的应用，市场化电力交易体制的建立等。因此，未来5年，能源行业应紧紧围绕“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这个现实任务和阶段性目标，在保证能源安全的基础上，持续推进新能源跃升式发展，加快构建新能源占比逐步提高的新型电力系统及相关体系建设。
（5）新突破攻坚期
综合判断，未来5年，我国能源行业主要目标和任务是能源安全得到加强巩固，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取得新进展，低碳转型实现阶段目标，行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在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因素增多的新形势下，能源行业要实现这些目标，意味着未来5年将会是一个克服各种困难、应对各方面挑战的攻坚期。一是剧烈变化的国际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增加的能源市场以及世界能源供需版图的重构，迫使我国要不断提高能源供应体系韧性，以应对能源市场大幅波动的冲击，维护能源安全。二是以“双碳”目标为导向的能源革命将带来能源体系的深刻变革，引发能源在生产、交易、运输、消费、投资及金融市场等多个领域出现重大调整。三是我国能源系统规模庞大而且还在不断增长。随着风电和太阳能发电、储能、氢能、电动汽车等发展壮大，能源系统运行特性更加复杂，系统安全高效优化运行的难度和挑战日益增加，传统管理运行模式已不能满足能源体系转型升级的需要，留存的矛盾比较多。而在构建新型能源体系过程中，随着不同种类能源相互融合，新型能源体系与经济系统、社会系统的全面融合，由此带来的相关利益主体大量增加，相互之间的关系更加复杂多元，利益冲突更大，新问题、新矛盾也将会不断涌现，这些都需要及时加以应对和解决。
着力提升能源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应对未来变化
（1）坚持“全局观”，客观理性认识我国能源安全
能源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能源安全直接影响到国家安全、可持续发展以及社会稳定。作为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能源安全至关重要，是能源转型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①能源供应总体上不会出现大问题，主要是结构性矛盾
由于我国煤炭资源丰富，近年来我国能源自给率始终保持在80%以上，未来随着我国能源需求中低速增长，只要大国之间不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我国能源供应基本能够保障，不会出现大的问题。但由于石油和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分别超过70%和40%，所以，能源安全矛盾集中体现在石油安全问题或油气安全问题上，也就是国内油气资源不能有效地支撑经济的持续发展，一旦国际油气供应出现动荡，将对我国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产生严重的影响。而且我国油气进口来源虽然多元化，但仍集中在中东等少数地缘政治不稳定区域，大部分海上运输航线都需经过马六甲海峡，进口通道较为集中，风险较大。
②能源安全面临新风险，需树立新型安全观
一方面，传统能源安全风险仍然存在，主要表现在供给安全风险和能源价格风险。另一方面，随着能源转型加速、石油美元体系遭遇挑战、信息技术与能源体系深度融合，能源政治化趋势增强，新的风险点将出现：一是未来全球能源市场之争将由传统能源资源之争转变为技术之争、关键矿产之争以及新能源产业链之争，引发新能源技术“卡脖子”风险和关键矿产资源风险。二是能源政治化、武器化带来的国际能源贸易、结算风险以及制裁风险。三是新能源快速发展所带来的自身不稳定、间歇性、波动性以及易受气候影响等系统运行安全问题。
（2）巩固“基本盘”，加强国内化石能源供应能力建设
首先，短期内解决国内能源供应的关键还是煤，所以要充分发挥煤炭“压舱石”和“兜底”的作用，推动煤炭生产，保证一定的煤炭产能，加大国内煤炭储备的勘察力度，重点对国内绿色煤炭集中区域进行摸底，提升可采煤炭绿色储量规模。统筹协调碳减排目标、能源保障要求，以及技术经济要素，合理规划布局国内煤炭产业，推动煤炭清洁燃烧技术、煤电CCUS（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等技术的发展，不断提高煤炭清洁低碳利用水平。
其次，持续加大国内油气勘探开发力度，补足油气供应短板。不断挖掘老油田生产潜力，推进四川盆地、塔里木盆地、鄂尔多斯盆地等地的非常规油气开发，支撑油气资源接替。加大深地深海勘探开发，加快油气先进开采技术的研发应用。以沁水盆地、鄂尔多斯盆地等为重点，加快煤系地层多气综合勘探开发。形成组合拳，不断巩固增储上产的良好势头，保障能源自主供给能力。
（3）瞄准“指向标”，积极稳妥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
欧洲能源危机尽管凸显能源安全的重要性，但从长远看，间接推动了全球能源转型。对于绿色低碳转型发展这个潮流，我国应保持战略定力，瞄准这个“指向标”，在保证能源安全的基础上加快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引领区域及全球能源转型。一是加强对能源转型发展的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坚持节约、清洁、绿色、安全的战略方针，重点实施节能提效、立足国内、绿色低碳、创新驱动四大战略，加快构建清洁、高效、安全、可持续的现代能源体系。二是加快非化石能源的开发节奏，重点建设西北地区荒漠化新能源基地、东部沿海海上风电、中东部地区分布式光伏，持续推进西南水电基地开发，稳步推进核电的开发建设，积极推动生物质发电，探索地热能及海洋能的开发利用。三是提升新能源消纳利用水平，通过电动汽车推广、再电气化、高耗能产业配套发展等方式增加新能源的就地消纳水平，着力解决新能源资源丰富地区的弃风弃光问题；建设特高压输电工程，增强区域电网的互联通道，提升新能源跨区消纳能力。四是紧密围绕新能源产业涉及的关键矿物资源和核心装备，构建自主可控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体系。
（4）堵住“风险点”，增强能源应急缓冲能力和系统弹性
在能源供需格局加快调整、地缘政治博弈激化、能源市场不确定因素增多的背景下，我国需要强化底线思维、系统思维和风险意识，建立和完善开放竞争环境下的能源安全保障体系，增强能源安全韧性。
一是建立分层级安全应对机制。做好不同情景下的预测、规划，建立国家能源安全分层级预警应对机制。提高应急监测能力，超前预判即将到来的风险与挑战，提前清点并预备“应急箱”的能源种类与数量，及时准确决策“应急箱”向外输出内容。
二是围绕燃料供给，聚焦实物、产能、技术三级储备，形成兼具“保底”和“调节”功能的能源实物储备。持续完善煤炭储备基地的储备能力、空间布局和储备投放机制，提升煤炭的供应调节能力。推动国内油气产能储备能力建设，提升国家油气战略储备和商业储备整体水平，增强油气战略储备应急储备能力。
三是随着能源安全由传统的保能源资源供应为主转向为保系统稳定、技术稳定为主，未来应提高应对非传统能源安全风险能力。构建电网安全综合防御体系，增强油气管网安全运行能力，保障国际国内能源供应链安全。
（5）增强“原动力”，通过深化改革应对不确定性和风险
①进一步完善化石能源领域重点领域改革。完善煤炭市场交易体系，提高煤炭资源支撑保障能力。深化改革油气行业的勘探和开采制度，有序放开勘探及开采市场，依据负面清单建立能源行业勘探、开采领域严格的进入与退出机制。深化实施油气管网运行机制改革，推动油气管道运输和销售业务分离。建立统一的天然气能量计量计价体系，完善油气交易中心建设，探索建立成品油和天然气期货产品体系。
②继续深化电力市场化改革，适应新能源快速发展。完善绿电市场交易制度，建设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形成覆盖中长期交易、辅助服务市场、现货市场、容量市场的市场体系。不断提高电力在终端能源消费中的占比。强化煤炭价格与电力供应联动机制，逐步建立容量市场、稀缺定价等机制，通过灵活补偿定价，促进多元主体参与辅助服务市场。通过差异化补贴机制推动需求响应落地，激发用户资源的响应意愿。完善有序用电政策，通过精细化用户分类体系、限电企业价格补偿机制，以及更合理的错峰、避峰、限电、拉闸优先级评价体系，维护供电秩序的平稳有序。
③有序推进全国统一能源市场建设。以能源安全为前提，建立健全市场形成价格机制和价格调节机制，强化能源价格和成本监管，探索新型成本分摊机制，保障能源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环节的顺畅，提高能源资源配置效率。完善能源市场的监管程序，强化市场建设的战略、规划、政策、标准、实施以及监管过程的规范化，加快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法律法规体系，破除区域间能源交易的壁垒。
（6）把稳“方向盘”，通过开放合作改善和推动国际发展环境
我国是能源消费大国，能源的安全稳定供应不应简单理解为“独立性”和“自给自足”，应当更加聚焦于能源供应的自主可控性，依托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保障能源安全。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下，更需要我国这样的能源消费大国发挥开放合作的示范和引领作用
①继续坚持进口多元化战略，拓展能源领域多元合作。在评估风险的基础上，与俄罗斯加强油气领域合作，提前做好中俄新建油气管道的规划。扩大同中东、中亚、拉美等地区的油气贸易及能源上下游产业合作，加强与周边国家能源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深入挖掘新形势下中美能源尤其是低碳零碳能源领域合作的可能性和切入点。
②深度参与全球能源转型变革进程和能源治理。积极拓展清洁能源领域的合作，推进在学术和技术领域的交流，推动各国的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深度融合。在绿色“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积极推进海外能源工程和合作平台建设。开展能源资源和产能合作，优化境外关键矿产资源布局，因势利导寻找战略平衡点。加强同欧佩克、国际能源署等能源国际组织的交流合作，在多边框架下拓展深化能源合作关系。
③强化能源科技创新合作。发挥我国优势，通过相关国际协会积极参与到国际标准的制定中，加快国内新能源技术和标准与国际融合接轨。在新能源高效发电、先进核电、氢能、新型储能、碳捕集与封存等关键领域，拓展政府间、组织间、机构间的合作，加大技术人才的交流力度。
